◎ 楊庭語（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學士生）

一、問題意識

AI科技發展日益興盛，最能凸顯者，當屬AI進行的創作行為，而此創作行為能否歸屬給AI，或者必須歸屬給人類，此乃有涉權利主體的意義。而所謂權利主體的定位，乃整個法秩序之精隨，其意義在於區辨法律上，得享受權利並應負擔義務之主體。

而綜觀AI發展史，關於AI創作與法律，其面臨自1956年Martin Klein及Douglas Bolitho利用程式創作樂曲¹，到2019年Open AI設計之開源冒險遊戲，與使用者互動。此一「不可逆」的趨勢，包含著作權爭議、責任追究等，使AI是否能作為適格的法律主體，或者說，現行權利主體的範疇，能否擴張至自然人、法人以外者，引起法律界的熱議。而現今仍未有法體系將AI承認為權利主體，卻有些官方文獻²始有所討論，也因此成為應被法律界重視的前沿課題。

二、本文立場與理由

本文贊同AI得以成為法律上適格的權利主體，並以三項理由作為支持，分別為：其一，從事實層面上，AI介入人類生活的深度亦增，實然層面導致應然層面上，必須使他有其法律定位，以維護法秩序的安定，而AI深度思考的發展趨勢，使其就定位上漸無法等同於物，或者等同於受到保護而部分時候成為權利主體的動物，而是更趨於作為權利的主體；其二，將AI視為適格的權利主體，將使事故後的責任追究較為容易，並於該段落反駁近來權威的歐盟Expert Group’s Review³的論述⁴，並透過反駁更加深化對AI權利主體化的支持；其三，鼓勵AI成為適格的權利主體，將使AI創新者願意投注更多資金等，在研發促進人類生活的科技，其利益遠大於可能性弊害，即是退萬步言之，縱AI作為權利主體，仍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倫理議題，在法律與生活層面以利弊權衡作為判準，仍應於現階段承認AI作為權利主體。

其一，隨著AI的進步，將其定位為適格的權利主體，而非企圖納入現行物的範疇，將有利於整體法秩序定位的安穩與精確。從實然層面來看，從電子網路有跟無的二進位訊號階段，經由圖靈測試的劃時代論文，確立思考機器之可行性，作為AI的鋪墊，AI研究領域於1956年達特茅斯學院確立，到現今能擁有深度學習，甚至超越人類平均準確率，其與人作為權利主體相似。再反觀物的概念，所謂物，乃直接支配特定物，享受利益而具排他性的所有權。而現行AI已非單純的被支配，而是有其獨自思考、與人此一權利主體互動的能力，例如：用於棋藝的深藍、透過判斷路況來決定如何駕駛的Tesla自駕車等。此外，因動物無此等與人類相似、甚至超越人類的思考能力，故AI在這點上，也與物權中涵蓋的動物權利有別。另，動物保護相關法令中的權利主體，也因其非討論保護與否而有別。故，從應然層面來看，AI應不能簡化約為普通的物，而適用物權的概念。

其二，將AI視為適格的權利主體，將使事故後的責任追究更加容易。討論AI法人格的責任追究，近期最著名的反對意見文書之一，當屬歐盟2019年的Expert Group’s Review，其對此採取全面否定立場，以三個論點支持其論述，為：此將導致僱用人責任的推諉、可以以現行的受僱人責任制度類推適用、有涉人AI的法律制度設計過為複雜。對此，本文一一反駁如下：一，AI設計為一環環相扣的過程，縱未推諉給AI，也將於現行權利主體之間互相推諉，故將AI作為權利主體，亦即責任的最終歸屬對象，為較可行的方案，也對正對消費產業的使用者較為有利；二，類推適用本身的邏輯為，就法律未規定的事項進行漏洞填補，然而此處要討論的正是需不需要填補此漏洞，因此有導問題為結論之嫌；三，當AI逐漸與人類相似，與其另設計一套法律制度，不如善用現行的權利主體概念，因此前揭Expert Group’s Review的觀點，於此三點均被反駁。

其三，綜觀之，賦予AI權利主體適格，將是利大於弊的作法。常見對AI作為適格權利主體莫過於倫理觀點，賦予AI法權利主體性，其是否將以此凌駕於人類的思考上，對此，下段將詳細闡明。惟併此澄清，現行法在處理法律實體設定議題，比如公司制度，通常不會以倫理作為前提考量，此處亦未見納入倫理考量之必須。退萬步言之，縱納入倫理，亦即AI最具爭議性的觀點，法律與生活上的利弊權衡，仍使本文贊同AI作為適格權利主體得以成立。

三、反對論述與其弊病

長期作為反駁AI具有權利主體適格的論述，莫過於擔心演算法的自主性、其具體應用與歸責性困境。然而，無論法律上是否賦予其權利主體的適格，在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下，最終的結果並非合當解決倫理困境，而是與之相悖的，法律追不上科技的腳步，而在不久後的將來實用性下降；此外，無法律管道可訴諸，使AI所衍生的責任問題，成為只在教科書上辯論的倫理問題，而無相應的罰則可以適用。此段可推導出的小結為：倫理不足以構成反駁AI作為權利主體的理由，此弊害不存在。反之，AI作為權利主體適格，透過法律來促進生活，將大幅增進人類的福祉。

將AI作為權利主體看待，則其法律上重要性得以提升，與其法律地位的穩定，使公司願意為此增加對AI的開創的資金，投資人也更願意資助相關的新創產業。論及AI對人類福祉的促進，舉例而言，對於法律正義的追尋，在美國，近年法院已採COMPAS⁵（一種AI軟體）幫助法官評估被告的再犯風險，作為量刑的依據。而COMPAS判定為高風險者，63%在交保期間犯罪，其作為法官的鷹眼，顯然是恰當的輔助角色。可以從此想見的是，若以法源賦予AI權利主體的位置，使其能坐上審判席，將有效處理自然人無法解決的風險評估問題。至於以對有色人種的隱性歧視⁶，反對AI法官上路的論點，AI仍能透過學習來翻轉歧視。至於公司與投資人的意願，舉例而言，美國在著作權歸屬上，開發出聘僱原則（the work made for hire doctrine⁷），顯然是注意到投資人意願所受影響，間接可證立前揭命題，然而如此的例外開放，使法律體制喪失一致性。

四、代結論

依據法安定性、責任追究的容易程度、與生活上的利弊衡量，本文認為應支持AI作為適格的權利主體。本文亦想反問的，是反對AI作為權利主體，本質上是否其實是一種隱約的倫理恐懼：如果在法律允許AI擁有像人的地位，是不是人的獨特性將會被取代？然而這份倫理恐懼不該訴諸法律層面的防堵，讓AI的發展成為地下化的隱憂，而該倫理歸倫理地正視，在AI日新月異的發展下，自然人存在所具有的獨特性為何。然而這份倫理的追問——正如前述，已不在法律的範疇。準此，綜觀各方，本文贊同AI作為具有法人格的權利主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