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udge、AI與COVID-19的防治之道

新冠肺炎防治的法治反思與公共治理
說疫講法工作坊(一)

時間:2020年7月16日(四)

主持人:李建良(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)
主講人:吳建昌(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科暨研究所)

◎ 整理:陳宇琦
◎ 定稿:李建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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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,截至7/15止,全球染病人數已達1310萬,死亡人數57.3萬。台灣的染病及死亡人數雖然相對較少,但因應措施仍不可或缺。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因應措施大致包括:

  • 確認病毒株、開發快速篩檢與診斷模式
  • 開發特效藥物與疫苗
  • 強化國家醫療系統
  • 物資之適切分配
  • 各種行為管制措施

各種措施基本上是用科技跟病毒賽跑,在特效藥物與疫苗尚未完成以前,必須避免國家醫療系統崩潰,壓平感染人數的上升曲線,防止病毒快速傳播,因此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行為管制。

在疫情期間,行為管制的模式可分為:

  • 隔離(易受感染者或已受感染者)、檢疫
  • 封鎖(禁止集會;關閉商店;除了工作或必要活動,禁止外出等)
  • 保持物理距離
  • 戴口罩
  • 避免碰觸臉部的T-Zone(額頭、眉部到下巴)
  • 良好洗手、消毒、使用衛生紙並良好棄置等等

管制措施改變民眾行為方式的效果,要如何評估?

可以參考的標準,包括接受度、實際可操作性、有效性、負擔情況、外溢效果及公平性等等。整體而言,必須考量的是,被影響改變的人有無物理上或心理上的能力(capability),有無物理上或社會環境上的機會(opportunity),足以形成不加思索或反思之後的動機(motivation),最後產生行為(behavior, COM-B模式)

調整個人的行動,有多種方式,其中之一是以不同程度的人際壓力改變人的行為,強度由輕到重,大致可分為:

  • 以良好的理由說服、教育、訓練
  • 動之以情或信任關係
  • 環境調整(物理、財政、物質)
  • 建立新的社會規範、提供仿效的對象、經過同意之後的增能措施
  • 提供誘因/支持:名、利或其他願望的滿足
  • 乘人之急迫、輕率或無經驗(Exploitation)
  • 欺騙(Deception)
  • 脅迫(Coercion/threat):威脅使個人比其原存之道德基礎線(moral baseline)之狀況更糟
  • 使用物理力量進行強制(Compulsion)

公共衛生措施應盡量採取前幾種方式,說之以理,動之以情,調整環境,或以Nudge的方式,改變選擇結構,讓人在負擔不重的情況下欣然接受。如果要用後幾項方法,例如脅迫或強制力,一定要具備十足的理由。

如果要以Nudge來改變人的行為,有幾種可能的技術方法:

  • 預設選項Default rules
  • 揭露事實資訊Disclosure of factual information
  • 簡化Simplification
  • 以圖像或其他方式提出警示Warning, graphic or otherwise
  • 提醒Reminders
  • 增加簡便度Increases in easy and convenience
  • 個人化Personalization
  • 選擇框架與時機Framing and timing
  • 增加顯著性Increases in salience
  • 利用社會規範Use of social norm
  • 非金錢的回報Nonmonetary rewards
  • 主動選擇Active choosing
  • 預先承諾策略Pre-commitment strategies

預設選項應該是最重要,最明顯的方法。其他方式還包括揭露實情,理性的人就會決定要做對的事。接著是簡化,降低複雜的程度,減少困擾。或是以圖形或其他方式提出警告,例如以骷髏頭的圖形和抽菸做連結。另外是提醒及增加便利度,提昇去做的意願。再來是資訊呈現的方式,如果能和個人做連結,也可能會提高意願,例如「你是有愛心的媽媽,所以…」。Framing也很重要,舉例來說,要強調好處還是壞處?儘管事實上好處跟壞處的風險比例並無不同,但強調好處還是壞處會影響很多人的選擇,還有提供資訊的時機,要能剛好讓人接收到。再來是資訊本身要越鮮明越好;又或是利用social norm,例如「總共有四個人,其他三個都同意了,就剩下你了」,一聽到其他人都同意了,你可能也就同意了。有時可以給予非金錢的回饋,例如讚揚美德,有些人受到讚揚就會去做,所以有很多廣告會強調「特別的,有品味的」,讓人覺得用了這個產品也會一樣有品味。又或者是逼被Nudge的人做選擇,例如美國的器捐部分跟考駕照結合,考駕照時一定要回答是否願意成為潛在的器官捐贈者,要或不要都可以,但一定要選擇。最後是預先承諾策略,例如戒菸,先請你交出五萬元,如果戒菸成功,就加倍奉還,如果沒有成功,五萬元沒收,因為你是自願訂約,所以不能說是被逼的。這叫預先承諾策略,但如果想毀約行不行?這是另一個問題。

接著要探討用AI和大數據來做Nudging的倫理、法律與民主考量。Nudge的定義是改變選擇架構,而不是限制選擇,選項都還在,但給予不同的推力設計,讓人因為這股輕推的力量而改變選擇。所以這不是強制,而是讓人欣然選擇Nudge設計者希望的選項。影響一個人的可能是環境,也可能是個人的心理組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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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AI來Nudge要怎麼運作?

用AI去蒐集人的個資或喜好資料,再根據個人特質去設計Nudge來造成影響。如果要用AI來Nudge健康行為,又該怎麼做?有人擔心,如果用AI結合大數據來做Big Nudging,整個社會都是被『規劃』的,就會產生『被規劃的人』,為了達到某些目的,設計Nudge讓人的選擇架構都是『被規劃寫定好的』,那人的自主性何存?如果自主性仍存,又是如何展現?所以會有人擔心Big Nudging的透明度太低,欠缺民主管制。例如有時上網查資訊,當下次再查相關資訊時,上回的結果會自動出現在右上角,在這樣的設計下,你常上某些網站,AI就會幫你挑同樣的資訊,反覆出現,這種資訊篩選效果會讓人越來越集中特定的事物上面,其他資訊沒有進入的機會,這會使人越來越極端化。因此如何設計資訊的選擇,本身就是一個問題。

有人反對Nudge,為什麼?

其一是反對以Nudge來影響人的目的,反對將設計者所認為的「好」加在被Nudge的人身上,即使設計者說會尊重被影響者的目的,又怎麼知道受影響者原本的目的是什麼?因此Nudge要符合倫理要求,就不能影響目的,只能在方法上做調整,讓人自己去思考可能還有別的選擇。另外又有人說,這可能有操縱之虞,調整選擇架構之後,做特定選擇的可能性會增加,但以這樣的定義,操縱的範圍可能會太廣。所以如果強調Nudge作為一種影響人決策的方法,到底在什麼情形下可接受?操縱基本是把人當傀儡,但在人合理的互動、互相影響範圍下,應該也是可使用Nudge的合理範圍。所以問題在於『突襲』,例如在面對面的互動中,你知道對方在Nudge,但是沒關係,因為你知情,最擔心的是暗中進行,而受影響的人不知情。因此有學者討論,如果要做倫理上可接受的Nudge,可能要用法條來管制它,或在詮釋法條的時候根據倫理來做解釋,又或是用類型化的方式來處理。

促進健康的Nudge,應該盡量符合以下倫理準則:最好的情況是選項符合受Nudge的人本身的喜好與期待,但他沒辦法自己做到,此時藉由調整選項結構,來降低達成目標的難度,例如為想戒菸但一直不成功的人設計選擇結構,讓他比較容易成功。另外是從民主的觀點進行正當化,以大眾的支持為後盾。當然,Nudge的力道不能強到難以阻擋抵抗。此外,健康好處越大,Nudge的正當性也就越強。如果Nudge比提供資訊或說服更容易產生效果,也是可以使用Nudge的時機。其次是以提昇人的理性能力來說,因為人有從眾性、抗拒變動等種種非理性思維,如果Nudge有助於對抗非理性思維,應該就可以使用。另一方面,如果這個Nudge讓人比較容易出現長期理性決策,有人認為這是用Nudge來幫助實現長遠的自主,那就應該是值得的。又如果有好的理由,不想事事自己決定,用Nudge來協助做出正確選擇應該也可以接受,例如醫生開藥,系統會自動跳出藥的副作用或和其他藥物不合,這時使用Nudge應該可以。最後是啟動Nudge跟被Nudge的人之間要建立信賴關係,以免產生疑慮

如果要用AI和大數據來做Nudge,學者還特別強調,資訊不能由中央調控,最好是分散式的民主來源,資訊要有自我決定權,資訊的參與也要有自我決定權。盡量透明化以建立信任,並去除資訊的扭曲和污染。資訊的篩檢機制應該讓接受資訊的人也有控制權。此外,資訊必須具備社會經濟文化的多樣性,並讓資訊的提供者跟接受者有互動合作的可能,甚至可用AI來協助分析篩選資訊,亦即用AI來協助對抗別的AI。再來是要集體合作,產生集體智慧,在資訊時代,大家共同努力,共同負責,提昇digital literacy,讓大家都能啟蒙。

結論

在COVID-19的時代,大部分的人都很支持政府的措施,雖然目前還未能驗證Big Nudging 的效果,但根據各國的民意調查,西歐國家進行封鎖以因應COVID-19之大流行以後,民眾對於執政黨支持度、政府之信任度以及民主制度之滿意度全部上升 (Bol et al 2020)。另外,西班牙的一項調查顯示,在2020 疫情期間,民眾期待強而有力之領導,願意放棄個人自由,強烈支持科技治理。(Amat et al 2020)

這次疫情加速了世界的digitalization,強化人們對於AI與相關資訊科技的接受度。但當疫情過後,只要政府與大公司有好講法、好理由,我們會不會習於政府與大公司對資料隱私之侵蝕,習於政府與大公司的善意Nudging,甚至習於政府與大公司更加強烈的影響力措施?在民主法治時代,如何以法律規範避免人民習慣於政府與大公司對於人民之不當Nudging?這是我們必須思考的議題,在疫情期間,因為注重防疫,我們會忍耐很多Nudging,但疫情過後,Nudging的技術會越來越提昇,在這種情況下,更要想清楚,因為再好的東西也會有副作用。